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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管控失灵,常见的归因是子公司“不听话”“各自为政”“挑战规则”。这些现象确实存在,但若深究其根源,往往会发现:子公司的问题只是表层,更深层的原因埋藏在总部自身的治理逻辑与管理方式中。
许多集团总部的权威,并非天然具备。
在相当一批企业中,集团的成立方式不是“自然生长”,而是行政划拨或资产重组的结果。几家原本相互独立、甚至互为对手的企业,被“捏合”到一个集团框架下。总部往往是后建的,而子公司是“原住民”。“先有儿子,后有爹”的结构,决定了总部的权威从一开始就需要后天建立,而非一纸文件所能赋予。
在这种结构下,子公司对被“收编”普遍缺乏认同感。它们有自己的历史、团队、文化和利益格局。总部对它们而言,更像一个外加的监管者,而非天然的领导者。这种心态不是“对抗”,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组织惯性。总部若想建立权威,需要时间、需要利益绑定、需要实际的价值输出,而不是靠行政命令。
总部与子公司的能力结构,天然存在差异。
人员配置上,常走两个极端:要么臃肿虚胖,人很多但能打仗的没几个;要么人手不足,连基本管控职能都撑不起来。但比人数更致命的,是真正懂业务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,少之又少。
总部的人员通常擅长制度设计、合规审查、资源统筹,但普遍缺少一线实战经验。子公司的人员擅长业务开拓、客户管理、运营,但往往不擅长系统性思考与风险预判。这种能力错配,本身不是问题——分工不同而已。但在管控互动中,会产生两个明显的副作用:
一是总部制定的制度、流程,容易脱离业务实际。子公司在执行时发现制度与业务逻辑冲突,要么强行执行导致效率下降,要么选择性执行、打折扣。这两种结果,都会加剧双方的隔阂。
二是当子公司遇到复杂问题时,总部往往无法提供有效的专业支持。总部能做的,通常是“按制度审核”“报上级审批”,而子公司需要的是“这个事怎么解决”。当总部长期无法成为子公司的“帮手”,子公司的离心力就会逐渐增强。
“人”是管控的核心抓手,但恰恰在这一环节,双方容易产生最直接的对立。
一种常见情形是:总部向子公司派驻关键岗位人员(如财务总监、HR负责人),希望以此加强对子公司的监督。但若这些派驻人员缺乏业务理解、没有一线经验,或者与子公司团队存在文化隔阂,他们就很难获得子公司的信任与合作。子公司会认为这是“上面派来盯着我们的人”,而非“帮我们解决问题的人”。
另一种情形是:总部从外部空降高管到子公司。空降兵往往不了解企业文化、不熟悉业务逻辑,上任初期倾向于“搞改革、立规矩”。这容易引发子公司原有团队的防御心理,甚至形成隐性对抗。空降兵的成活率本就不高,在缺乏信任基础的环境里更是难上加难。
与此同时,总部对内部成长起来的管理者往往又有所顾虑——怕他们在子公司形成新的“山头”。这种矛盾心态,使得总部在人事任免上经常陷入两难:用外人,水土不服;用自己人,怕失控。
管控的核心是权责对等。但在集团组织中,权责往往难以清晰切割。
总部掌握着投资、人事、预算、制度等关键事项的审批权,但业务结果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子公司。这种“审批权在上、执行责任在下”的结构,天然存在责任边界模糊的问题。当项目成功时,双方都倾向于归功于自己;当项目失败时,双方容易互相推诿。
这是集团化组织固有的治理难题。解决它需要制度化的权责界定和清晰的责任追溯机制。
集团对子公司的考核,普遍以财务指标为主——营收、利润、增长率。这本身合理,因为集团最终要的是经营结果。但当考核过度聚焦短期财务表现,而忽视过程合规、长期协同、风险管控等维度时,子公司就会倾向于用“最经济”的方式完成指标。
什么是“最经济”的方式?突破规则、绕开流程、选择性执行。只要能出业绩,过程可以“灵活处理”。
总部如果想要子公司既保业绩,又守规矩、讲协同,就必须在考核体系中为这些“软性目标”设置足够的权重,并真正兑现奖惩。
任何管控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。但在集团组织中,信息不对称是结构性的,无法完全消除。
子公司离一线近,掌握第一手信息;总部离一线远,只能依赖子公司上报的数据。而任何组织在向上汇报时,都存在“美化机制”——报喜不报忧,将问题包装成挑战,将风险描述为机会,这是一种普遍的组织行为。
更关键的是,如果总部的信息获取渠道高度依赖子公司——比如审计、财务、合规等关键岗位的人由子公司任免、考核、发薪——那么信息的独立性就难以保证。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利益绑定,信息失真几乎是必然。
当总部无法获得真实、及时、完整的信息,任何管控决策都会大打折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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